我的名字是蒋锴，1968年8月21日生于北京。我的父母都是计算机工程师。在儿童时代，我由于家庭不和谐和身体不好而有些孤僻，因此，比较喜欢给自己讲故事，这培养了我的想象力。我大约在12岁的时候读过一本爱因斯坦传记，发现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是研究人员最重要的能力，因此我的研究能力首先是在开始无意中培养的。

在读过爱因斯坦传记后，我希望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伟大的物理学家，这首先是由于爱因斯坦形象的伟大，另外对于相对论所展示的思想的神奇神魂颠倒，而且当时的中国实在没有什么让人有兴趣做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在一年级的时候曾经在语文课本第一页的毛泽东画像画上了胡子、眼镜，结果被同学揭发，被老师严厉训话还要在思想上追根溯源，我当时很害怕。在我深夜摸黑回家的路上，我想，为什么一个人的画动一动都要使另一个人（而且还是小孩）受到这种折磨，这当然是由于成就不同，因此我决心一定要做一个有成就的人，不过，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再次激励，这个志向也许就会被逐渐淡忘了。

但是我不喜欢研究成功依靠命运的说法，认为一定有将成功机率增加到接近100%的方法，也许这是所有要进行极大投入的人的共同想法，不过，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寻找好的研究方法，这是对追求方法优越性研究的开始。我在方法的优越性是否具有不变性这方面想了很多，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想不出什么而又不知道能否效仿爱因斯坦。在中学期间，经过长期思考，我逐渐相信每种方法确实有一种客观的“优越性”，因此，我认为老师不可能教会我什么正确的研究方法，因为如果他们知道这种方法肯定会使自己成功。因此，我认为模仿出色的物理学家是成功的最好方法，而爱因斯坦几乎就是我当然的选择。这是我对模仿的最初思考，在此后的日子里，每当我陷入低谷的时候，我都会重新对这种不变性进行反思，想想自己是否错了。

我最初对自己的物理天才稍有信心来自于初一，我当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导线里的电流是如何分布的。有些像法拉弟在一百多年前的想法，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物理问题，而且不直接来源于观察。这确实不算什么，因为我女儿在五岁已经问出了浴缸里的水为什么要转着圈流下去的问题，但是至少让我在当时不认为自己是蠢才，而且在还没有认识到天才对成功并不重要的时候，这是让自己有信心的一个起点。

我特别重视自学和提问，这是爱因斯坦很重视的两项能力。在我16岁的时候，我身上长出了白斑（白癜风），而且面积扩大很快，同时，我也没能象爱因斯坦那样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让我相当消沉，开始沉溺于乒乓球、围棋、桥牌，在自由自在地玩了一年之后，我开始准备物理竞赛，但是在准备过程中，我把重点放在了提高提问能力方面，希望在放弃理想之前再努力一次。因此，我每天读书时都会努力想出一些新颖的问题，读书时也很注意书上有什么奇怪的问题，当时有几本美国的物理教程只有思考题，基本不用计算，重在培养物理思维，这对我帮助很大，基本确立了我重视澄清物理概念和过程的思维模式。高三的这次准备让我的提问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由于我在1986年的全国物理竞赛中取得了北京赛区的二等奖，这得到了分数奖励，基本保证了我能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因此，我在高三下半年能不为高考发愁，我努力思考物理问题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构造宇宙？我认为，既然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物质结构都能人造，那么是否有人造不了的东西呢？最大的疑问就是宇宙。如果说规模是主要问题，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小的宇宙？后来，将问题澄清后，这等于是要为宇宙建立一个基础可替换的模型，也就是抽象化，可以用其它概念来替换粒子、时空等宇宙基本概念，而得到的概念间关系却是不变的。这实际是普适性（不同量纲的追求系统可以用同一套追求理论表述）的基础。这一年，我18岁。

我在前四年的研究中可以说除了大量增加问题以外没多大知识进步，但是后来的知识发现速度明显加快，每个月的研究都能发现很多正确的知识。这体现了研究者的能力随总努力的指数增长。也反应了发现新知识需要具备起码的阈值能力。当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在全球同龄人中大概排在前10%，为了以比较快的速度（参照爱因斯坦）成为最好的研究者，我的目标是每两年超过90%的能力高于我的对手，照此计算，16年后就能具有最优秀研究人员的能力，实际的进步速度可能还比我计划的要好。

我在大学期间发现了“为研究而学习”的研究学原则，这是中学偏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基础是爱因斯坦和我个人的研究经历。根据这一原则，一名理想的研究人员不应该学习任何与研究无关的理论。由于没能明显看出绝大多数大学课程与研究的关系，因此对这些课程采取了敷衍了事或者有选择地学习，比如电动力学就侧重相对论。尽管后来证明电动力学和理论力学就都很重要。但是，也省下了在电子线路、计算机语言、光学、空间解析几何等课程上的大量时间，还有很多学科也只是适当地学习理论，并没有在复杂的推导上下功夫，即使是电动力学等课程，至少剩下的时间也没有浪费，只能说效益也许不够高。综合权衡，这还是利大于弊的。我认为只要在需要一门知识的时候有能力学习就不必害怕少学知识，但是能力增长不能滞后。由于能力增长开始的缓慢性和糟糕的分数，我多次对这种逻辑产生怀疑，但是又确实没有发现逻辑上的漏洞，这让我很苦恼，如果我当时能认识到能力增长是逐渐加速的过程心态会好很多。

在大学期间，我认识到了哲学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另外也是模仿爱因斯坦的需要，我努力拜读艰深的哲学著作，很希望给自己的物理思想找到哲学基础，就像马赫的哲学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一样，但是似乎没有很贴切的现成理论。我还效仿爱因斯坦阅读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原著，大学毕业后还阅读了很多经济学家和军事家的原著。

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往往每天只能思考两三个小时，读书可以时间长一些，似乎很容易疲劳，也许是由于身体不好吧。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努力寻找提高效率的办法，而没有试图去较量努力程度，似乎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能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尽管工作时间不长，但是这对我的幸福影响之大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我在小时候是比较悲观的人，胆子小也害怕社交，但是长大后随着事业的顺利却越来越乐观，尽管相貌更丑陋，想法与社会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但是胆子越来越大，虽然不喜欢但是也能进行正常的社交。也许我在单位时间里幸福的绝对量并不一定值得很自豪，但是从增长速度上看却是惊人的。我很高兴以增长作为一生的主旋律，也许我一生的标志就是知识和幸福的增长吧，这与我的研究方向是巧合吗？似乎有些难以说清。

研究进展的缓慢部分来自于缺乏判断力，虽然我往往有足够的想象力，能找到好几个可能的研究方向，但是却难以作出判断，因此不得不多线作战，而且不能及时排除糟糕的研究方向。尽管我此前在培养想象力和提问能力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过低的判断力很不均衡，这造成了研究初期的痛苦，问题不断增加却没有一个得到可靠的答案。但是这也给我提供了进行大量判断的机会，通过进行大量的判断，判断力后来逐渐赶了上来。

研究中的孤独也是导致自感研究风险很高的一个原因。从中学到研究取得成功前夕，我经常怀疑为什么别人没有选择一条类似的道路，是否在我的推理过程中有逻辑漏洞呢？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我经常以贝多芬音乐来激励自己，常常在被击败的痛苦中聆听《英雄》、《命运》、第九交响乐，并逐渐恢复对能力、毅力的信心，以至于后来在顺利的时候反而不太敢听了，害怕回想起当时的痛苦。

在研究初期，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如何从几种简单而抽象的模块构造宇宙，不过都失败了，这使我逐渐相信这种像搭积木一样的建造方法是错误的。在大学期间，我对构造宇宙很着迷，经过一些尝试后，我逐渐认识到关键在于把物理概念变得不抽象，不能只有在宇宙中的一种解释。我对于抽象的表述表述开始厌倦，认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越来越抽象，相信自己能把物理学重新建立在简单的逻辑和概念基础上。但是，在三年多时间里经过多次尝试后，我感觉迷失了方向。1989年的学潮让我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社会？

当我1990年毕业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在如何追求知识（研究学）方面是专家，头脑中有很多物理问题，同时开始关注社会进步的问题。由于不喜欢社交，也不愿为研究学大量新颖的观点去论战，我希望能通过一项重要的发现来证明研究方法的优越性：给研究方法一个判决试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方法成为了追求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毕业后我不想做普通的工作，也不想当研究生，因为那会把更多时间花在学习没用的理论上，还要帮助别人搞研究，不符合我的兴趣和方法。因此我就呆在了家里，第一年主要是读经济、历史和军事书籍，思考问题。我的哥哥在我上大学时得了白血病，父亲下海经商，因此，家里经济条件更宽裕了，但是家里的气氛更恶劣了，吵架是家常便饭。为了逃避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气氛，我到过好几个地方独自居住，在孤独中虽然痛苦但是确实很有进展。

我在物理学方面不知道从哪里突破，而1991年秋天对经济学突然很有心得，想写一个理论。在1991年年底，我发现经济的核心部分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很象宇宙中正负电荷的相互作用。我逐渐觉得有可能在经济和宇宙间建立一一对应，这花了两年时间，在1992年秋天，研究也加入了进来。建立最初的几个对应是最难的，我觉得那时似乎完全靠顿悟，但是也有些钻牛角尖，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不完美的社会不可能和宇宙完全一样。在此过程中，由于对拿破仑军事才能的钦佩我学习了《战争论》等军事著作，逐渐领悟了追求目标间的冲突性和拿破仑的唯一目标原则。1992年，我在思考宇宙和经济的相似性时想起了唯一追求原则，认识到宇宙可能也是在追求唯一目标，就像社会中的最大幸福和研究中的最大知识一样。但是我一直到1995年才知道这个量是负作用量，到2000年才明白非量子物理学中负作用量数学表达式中各项的意义（主要是场的负作用量）。

在1992-1995年这段时间里，我有两三次一个人生活在我外祖母家，每次大约半年到一年，我没有电视、电话也没有多少钱，只听听英文广播和英文歌曲，自己做些简单的食品吃，每天就是在寂寞中思考，这种生活时间稍长就会很痛苦，往往会由于进展不够快而悲观，甚至有时想到过要自杀。但是这是由于我没有注意到这种大强度研究的本质。我觉得这类似于高原训练，在一种高压下（主要是心理上的）能力往往会大打折扣，研究进展速度似乎不很大，但是一旦放出来（回到正常状态）就会感觉能力大幅增长，对于能耐得住寂寞的研究者，这种训练可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对封闭时期内的进展缓慢感到悲观，纪录不是在压力下创造的，但是压力下能提高能力。我的最好的灵感几乎都是在放松的情况下取得的，很多是瞬间的感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重视持续的努力，因为没有高质量的持续努力就没有能力增长，就无法得到高质量的灵感。我后来已经习惯连续几周的较高强度努力然后放松一段时间（旅游、看小说、下棋等），往往在持续工作时间里能解决一般难度的问题，而高难度的创意则是在放松时间里取得的。

生活中的痛苦使我逐渐开始研究如何提高生活的品质，认为研究本身并不应该意味着痛苦。我发现，生活快乐的关键之一在于使每部分时间都感到快乐，而且比较平均。也就是说，如果觉得有些时间无事可做（不管是由于没钱还是没兴趣），这往往意味着空虚性的不快乐；如果觉得有些时间过于痛苦（不论是被迫工作还是主动地工作过多），也会不快乐，往往需要大强度的快乐（刺激）才能恢复，而这种大强度的快乐往往代价要高于平均的快乐，我在1995年的旅游就是一种长期压抑后的大强度快乐。所以我在三十岁后逐渐寻求一种平均的生活，希望每时每刻都有快乐，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以不出现痛苦为首要目标，然后是逐渐在快乐效率上取得平均，所以不快乐就不工作，有无聊的时间就寻找乃至创建适当的爱好。这种生活态度的转变使我逐渐不再是以知识创新为首要目标，而是以人生的快乐为首要目标，这大概是因为在追求前一个目标的过程中有了过多的痛苦，不愿在一生中都持续这种痛苦。但是在年轻时承受的痛苦确实有很好的回报，所以如果完全理性的话，这种转变应该是一种事先的计划，也许老的时候会更加重视用生活替代工作，因为老年研究者工作能力是必然会下降的。

我的感觉是研究真理能让人长寿，我在1991年到1995年的四年间感觉上就象是过了十年，有很多精彩的生活、思想可以回忆，经常觉得怎么想了这么多东西才过了一个月，真可惜，人类没有办法把这种精彩的思想变化拍成电影，甚至无法写成书，所以他们无法像享受爱情电影、体育那样享受思想的精彩。很幸运，我在思想领域的探险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快乐，在思想游历也是一种旅游，遇到精彩的景色能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最嗜好的就是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旅游，此生大概要做一个虔诚的旅行者了。我在1995年春天曾经一个人出去旅游了48天，从此，我就非常喜欢旅游，这部分是因为自然界是唯一完美的，我很想多观察观察，但是再也没有机会那么尽兴过。对我来说，工作永远是生活的第一替补，生活中没什么太大乐趣了就工作，而旅游可以说是第二替补。

我的工作往往重视基础性和有创新性的研究，不重视细节和严密。首先，这是因为我主要靠顿悟、灵感工作，所以在把知识连成片方面做得不是很好；第二，我属于喜欢简洁、不讲废话的人，喜欢突出重点，觉得逻辑上明显的东西就不想写，认为那会让人忽略整个逻辑框架。第三，这个理论本身很庞大，我更喜欢向前推进，抓更重要的结果，而不喜欢打扫战场的工作，也就是说，既然控制整个战场，就应该只挑选重要却简单的工作去做，因此一些困难却相对而言意义不大的工作就留着了。我曾经在预期负作用量上给出错误的证明，但是知道了也懒得改，因为在没证明的时候我就已经相信这基本是正确的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创意在逐渐减少，自己也认识到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和时间解决所有重要问题了，因此，我从2003年开始逐渐逐渐重视起填补漏洞、打扫战场的工作，这也是想象力下降的必然结果吧。

在1992到1993年间，我努力用经济和研究中的概念和理论理解物理学，并努力寻找追求的共同特性，在1994年，我建立了追求科学。我还把一些物理定律翻译成了追求方法，但是仍然难以理解有关场分布方面的追求行为。在投稿被拒后，我在1997到1999年间将主要发现发布在了新闻组上。

我在1995年底恋爱，1997年初结婚，1998年初有了个女儿，2003年初离婚，在婚姻期间做了一些宣传性的工作并基本把已经成型的思想写了下来，在研究上有两大突破。一个是完全无预兆的突然的灵感（虚无的不稳定性）。还有一个是在我2000年5月的20天假期发现了场的预期追求量，正好妻子又不在身边，因此很快实现了非量子物理学的公理化。我结婚前连续好几年处于创造的高潮，离婚后也处于不错的状态，所以，不合适的婚姻确实会非常的分神，如果感觉在妻子身上可能就无法在事业上，毕竟，对真理的感觉是要心去体会的。我结婚期间并不是毫不努力，但是，灵感型的研究者状态起伏会很大，如果不能全心投入可能就会一无所获。也许，这段时间的低迷能为以后积累了一些能量，毕竟还是有一些困难而重要的问题在明朗化，虽然并没有找到答案。究竟如何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

有了孩子后我就开始上班，1998年4月在长通飞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做搜索引擎，1999年1月到中华网做体育频道制作人，1999年4月到新浪网做时事新闻编辑。在2001年1月，新的理论再次被拒，我决定建立一个网站。在六月底的一天，我在工作的时候编辑网页，初步将我的哲学理论总结成了“真理演化论”，将研究工作归纳成唯一的目标：从虚无中推导出所有真理。在2003年夏天又进一步明确为从绝对自由中推导出所有真理。但是开始写这部分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有多重要，第二天继续写着写着才发现这应该是比追求理论更基础的核心。也许2001年就是一个“完美千年”的开始，我觉得人类社会在3000年以前能够基本成为一个完美社会：所有国家统一、基本无政府化、实现幸福度量的统一和全面可兑换、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基本实现意识的永存。

由于在工作做不相干的事情我在33岁生日时失去了工作，我利用失业期间完成了“研究学”的写作，建立了网站http://www.geocities.com/unifytruth，但是国内无法访问。从2001年11月开始，我开始在家工作，基本是翻译，这种自由的生活给了我更多的思考时间，我在2002年春天完成了将量子电动力学翻译成追求科学的工作，但是再次遭到专业期刊的拒绝。